“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四个问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3月18日在“财经前沿：2023《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表示，他相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面临的问题方面，首先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有关。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虽然我们这些年来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基本同步，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偏慢一点，财富占比偏低。”李迅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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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还谈及超额储蓄的问题。央行今年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这被认为是居民的超额储蓄。

但李迅雷认为，“超额储蓄”不是消费源泉，对消费的提振不宜高估。

一来2020-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存款累计增加39万亿，考虑经济增长、贷款、购房支出下降、理财暴露后的存款再配置等因素，疫后居民“超额净储蓄”约为9万亿。二来需要关注超额净储蓄来源的结构，中低收入群体受冲击较大。三来居民预期改善是超额储蓄转化为消费的基础，从2022年四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看，居民信心修复需要时间。

第二，投资主导模式向消费主导转型需要时间。中国GDP中，来自投资(资本形成)的贡献平均在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但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增加投资实际上就是增加债务，未来向消费主导转型需要较长时间。

第三，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偏高，偿债压力大。中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疫情冲击较大，2019年四季度至2022年二季度，中国居民杠杆率提高6.1个百分点，在公布数据的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6位，发展中经济体仅泰国居民杠杆率增幅高于中国。

“疫情只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不宜高估疫情防控放松对消费的提振。2020年5月至2021年6月，国内疫情控制较好，但并未出现报复性消费，社消增速中枢较疫情前下降约3个百分点。”李迅雷称。

另外，中国家庭部门的实际偿债压力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这是抑制消费恢复的最核心因素。2022年一季度，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为141.8%，可支配收入用于还本付息的比例为15.7%，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

第四，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偏低。从养老金的总规模看，中国只有美国的3.4%，人均则不足美国的1%。

对于提振消费，李迅雷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积极推进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二次分配，推进以社会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第三，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