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辛丑

2023年2月14日，业师唐公在广州与世长辞。回顾唐师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吾心戚戚，感佩良多，深知唐师为人治学之道，必有裨益于后学焉。

(资料图片)

一

唐师讳启运，1929年12月1日生于广东电白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教授中学国文和历史。唐师幼承庭训，背古文习讲义，往往能主动向父亲提出问题。高中时曾取得全县统考作文第一名。1948年，唐师考入广东国民大学，仅读了一个学期就因贫辍学，经人介绍到东莞、中山任小学教师。

1950年1月，唐师考入南方大学。据唐师晚年口述自传，“进南方大学有个好处，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懂得做人，懂得要负责，懂得家邦命运，这些都是受叶元帅、陈唯实他们影响的”，“南方大学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懂得了社会是怎么发展，革命史、党史怎样发展，这些都清楚之后，就要用哲学去分析，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唐师后来在北京大学又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中年后还研究语言哲学。唐师在指导研究生时，一再强调“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学文学，都需要学习哲学。学术研究要学好适合于自己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但是不能忽视一般的方法论”。

在历经南方大学七个月的思想洗礼后，唐师参加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前往梅州兴宁山村搞试点。这段短短的人生印记，让唐师体悟到深入群众和社会实践之重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华南师范大学首批研究生导师，唐师多次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出外游学和实习。唐师说，学生们回来后确实有不同，真的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1953年8月，唐师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次年8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北大求学期间，唐师就在《中国语文》《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一些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7年8月唐师大学毕业，王力和岑麒祥两位先生邀唐师留在燕园，唐师考虑要奉养母亲，加上对北京气候不适应，意欲治装南归。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挽留，但唐师心意已决。中山大学商承祚、高华年、陈必恒三位教授一起签名接纳。因为唐师先行离校，另一个毕业生将报到证调换去了中大，唐师就来了华南师大。后来商承祚先生得知此事，再到华南师大要人，学校党委不愿放行。每忆及此，唐师总是一笑置之，无怨无悔在华南师大中文系耕耘了数十年。

1983年，我负笈南下，进华南师大攻读研究生，在唐师座下奉教数年，让我终身受益。唐师温文尔雅，循循善诱，常说：“我对学生坚持启发式教育，做学问要细心要思考，做人若是太粗暴了也不行。”1986年我留校工作，全系上下都叫我“小吴”，而唐师竟称我“老吴”，我笑问“何以故”，唐师说我毕业了，当以同事之礼相待。

孔子曰“君子不争”。唐师曾对学生讲述：北大中文系大家中，魏建功和周祖谟先生都没有留过学，王力、岑麒祥先生都曾经留学法国。言下之意，从旧中国过来的那一代语言学家，无论出国与否，其功力都很厉害。唐师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这一代学者成长路径也是独具特色的。唐师为人治学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长留“君子不争”之名师风范。

二

《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早在南方大学时，校长叶剑英引此九字教育新生。唐师晚年讲，叶帅这番话对自己做人、做学问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天你发现很多新东西，那你的道德品行、思想学问都新了，就天天都新了，但是你要保持天天新的话，就又新了。做学问也一样，要是哪一天有新观点，就要保持这个观点，还要继续发展，最后就‘又日新’咯”。

1951年3月，胡乔木同志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语言和文学要分开教学。1954年初，党中央根据《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的建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中学汉语编辑室，组织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等二十多位著名语法学者分工撰文，介绍、阐释“暂拟系统”，编成《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于1956年出版。次年4月，唐师在《中国语文》发表《读〈语法和语法教学〉》，指出该书有三个优点，但也存在四个问题和缺点。此后，唐师还曾就汉语主语宾语、连动式和兼语式等焦点问题在《中国语文》等刊物发文，阐述己见，质疑权威。

唐师读大三时的学年论文是关于现代汉语及其变化和发展的，获北京大学首届学生科学论文报告会优秀奖，是大会评出的6篇优秀论文之一，王力先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以直接据此写成汉语发展史的一个部分，并让黄伯荣先生帮忙指导修改。

有一次，王力先生参加学生讨论，看了唐师的《关于连动式和兼语式的取消论》稿，很感兴趣。当时北京师范大学萧璋教授主张取消连动式和兼语式，唐师就此请教王先生，王先生不下结论，让唐师自己思考。唐师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王力、周祖谟、魏建功先生都夸先生“有锐气”。

王力先生主张汉语的词要分类，高名凯先生则说汉语的词没有形态的区别，实词无类可分，1953年9月到1955年5月，两派在全国展开争论。唐师就约上三个同学一起上高先生家，请教如何看待古代汉语词类活用问题。高先生说，“不分类也可以讲，什么类用如什么类”。唐师就说，“什么类用如什么类，那个什么类要给它命名才行啊……”这次拜访给唐师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晚上我很记得，因为他很久都没有得出最后结论。高先生很善辩，你很难辩得过他。”

当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古汉语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宾语现象，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此我有点信心不足。唐师对我说，“不要怕，要有点锐气。”现在看来，唐师是用老一辈教的办法鼓励我们，不仅教会学术研究的方法，还向后学传递做学问要有锐气，这是薪火相传呀！

1959年，唐师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随即被《红旗》杂志转载。次年又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长文《毛泽东主席的语言风格》。“文革”期间，唐师仍坚持埋头钻研。“文革”一结束，唐师就出版《句子成分论析》《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概说》等著作。1985年起连续五年，唐师每年都有一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这在广东甚至国内的语言学家中都不多见。

唐师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后来成为语法研究主流学派的共识，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评价认为，“如果说唐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现代语法理论建构中表现出来的还主要是扎实的理论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的话，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组关于词类活用、虚词、句型的古汉语语法论文，则将那种轻笔落纸、单刀直入、条分缕析、理例相衔、语密论重的风格展示得一览无遗”。

2014年，《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师自言：“从事语言学领域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至今倏忽六十多年了，留下专著十多种，刊发在各种刊物的文章百余篇。”

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唐师的学术研究一直葆有锐气，一直秉持“日新”精神。

三

唐师曾长期担任华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为广东语言科学、语文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师是“粤派语文”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提出的“大语文”见解在全国独树一帜。关于“语文”一词的含义，有人认为指语言文字，有人认为指语言文学。唐师说：“我们无意于太多争论，我们不作狭义的理解，其范围是‘大语文’。‘大语文’何解？就是把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有语言文化都包括进去。”他主编的《语文月刊》就是秉持“大语文”理念的。

《语文月刊》创刊于1982年4月，是华南地区第一本语文专业期刊。作为创刊主编，唐师借广东改革开放春风，锐意创新，精心策划，短短几年就把《语文月刊》带到巅峰状态，月发行量达百万本，成为广大青年学习语文的“良师益友”，中学教师提高教研能力的案头必备，专家学者讨论交流的重要平台，被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教授誉为“南国的一颗明珠”。

1986年，连续多年参与高考语文命题和评卷工作的唐师，受命担任广东省高考语文科标准化考试研究室主任。唐师晚年回忆，“当时我很为难，因为很多老师都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化”，“1988年在珠海白藤湖，评审论证全国各地的标准化考试的试验结果，有的未能通过，我也有点怕，但是我的通过了”。在唐师带领下，华南师大中文系有关课程也积极推进题库建设与标准化考试，在全省高校中起到示范作用。勇挑重担、艰难摸索的过程不必赘述。在1988年11月召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标准化考试试验评估会上，评估委员一致认为：“四年来，广东参加试验的有关单位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取得显著成绩，在全国起到了先驱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多年后，这个试验成果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4年9月，唐师退休。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常常看到唐师自己到中文楼取报纸信件，他低头而行，偶尔抬头，便对学生颔首微笑，一脸春风。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唐启运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值得世人景仰和怀念的岭南学人。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文月刊》杂志社社长）